茶馆在贵阳虽不如成都、广州之盛，但老贵阳的茶馆也别有风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老贵阳的“正人君子”们是不屑于去“蹲茶馆”的，茶客中也没有“上层人士”。那时的茶馆，多是为一般劳动人民在劳动之余作为休息、聚会的地方，分散于各条街，所以一到晚上，生意特别兴旺。

　　那个时候，开设在世杰花园(今延安中路)的几家茶馆，每到华灯初上，茶客便接踵而至。在昏暗的电灯光下，十几张方桌、条桌座无虚席。茶馆中，坐的是长条凳或方凳,茶具是粗陶瓷的盖碗杯，四壁没有什么装饰，唯有一张写有“休谈国事”的长条贴在墙上。茶客多是老主顾，只要入座，么师(店小二)便会提着长嘴壶滴水不漏地冲上开水，有时水未开，么师便大声吆喝：“开水未曾开，开了就拿来。”

　　这类茶馆，在大南门、次南门、大西门、老东门等处都有几家，各家有各自的特色来吸引顾客。一是说评书，即由茶馆请来“说书先生”，特设一个高座，先生准时就座。当“惊堂木”在桌上拍上几下后，闹哄哄的茶馆便顿时安静下来，这时，众茶客鸦雀无声、洗耳恭听。先生的开场白都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昨天说到……”有声有色地说开时，不时还比划动作，真是说做俱佳，引人入胜。但到听得津津有味的关键时刻，先生的“惊堂木”一拍，拖长声音说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话音刚落，茶馆的么师便会端来一个盘子，请众茶客“随意，随意。”这时，茶客们也都慷慨解囊，随意丢上几文，当然，身上不方便的也不勉强。收完钱后，先生这才又接着说下去。当时，所说的书目有《三国演义》、《彭公案》、《杨家将》、《水浒》等。这些书目，故事性强，连续不断，通过说书先生的艺术加工，自然是很吸引人的。据说贵阳最初的说书先生是清末的落第秀才杜文翘，曾在今河南街一带说过《东周列国志》等，以后收有几个弟子。

　　另一种特色是“唱小调”，即茶馆找来能拉琴善唱的艺人(男女均有)。道具是一把胡琴，所唱曲调自然是“下里巴人”，但颇受欢迎，因这些曲调在民间流传已久，已为群众喜闻乐见。如《孟姜女哭长城》，从正月哭到腊月，听众都能跟着哼唱；又如“说凤阳，道凤阳”，也是道出劳苦群众受苦受难的通俗曲调。不过，其中也渗杂着俚俗不堪。唱到精彩处，茶客当“啦啦队”，敲茶杯，拍桌凳，满堂哈哈大笑，皆大欢喜。这时，么师的盘子又端了出来，满载而回。有的茶馆，还有对唱山歌的，又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可惜，这些真正的民间文艺有的已经失传或者走了样。

　　专门清谈的茶馆，当时为数不多，30年代中华南路有一家“会仙茶楼”。这里，桌凳用刷子刷洗得干干净净，茶客则多是小老板、小职员、小市民。至于带有诗情画意的茶馆则更少了，在水口寺临河有一家较为风雅的茶馆。开设在一大间吊脚楼上，窗明几净，茶具虽不算精良，但较土瓷看去清爽。这里，最令人难忘的，是这家茶馆不用男性么师，而是由一位妙龄村姑“执壶”。村姑一幅白色围腰套在淡蓝布衫上，一根长发辫扎上红绳，穿梭于茶座之间，颇有韵味。此外，还妙在吊脚楼下流水淙淙，临窗可俯视一叶扁舟，渔舟晚唱。在这里来吃茶的，虽不全是骚人墨客，但多是来此“偷闲”者。

　　20世纪40年代，在抗日战争中，贵阳成为后方重镇，这时外省人来筑的增多。人口激增，为适应需要，形形色色的茶馆便应运而生，如以吃早茶、晚茶为主的广式茶馆便有冠生园、大三元酒家、五羊茶楼等。这样，贵阳人才有口福在广式茶馆中吃到“糯米鸡”、“马来糕”。此外，还有以说相声、清唱为主的“先生馔茶室”(在今富水北路口)、东园(在今中山东路)，皆是场场满座，人们即是茶客，又是观众。

　　专门以喝茶为主的茶馆，在20世纪40年代的贵阳并不太多，大十字口的“大中国茶厅”，算是开设时间较长的一家了。后来，还有富水北路的“喜相逢茶室”等，这些地方，以“茶”取胜，不仅茶叶好，种类多，而且座位舒适，还有躺椅设置。真正的“品茗”之乐，只有在这类茶馆才能享受到。

　　初夏开始，贵阳就有了“露天茶馆”，最火红的是“民众茶园”(在现今人民剧场原民教馆广场)，市民晚间多到此乘凉。后来，河滨公园与大西门社会服务处也设了“文化茶座”，这种茶座因环境较为清雅，所以颇受文化人欢迎。20世纪40年代末期，在中山东路还有一家欧化布置的“音乐茶厅”，音乐以西洋乐曲为主，颇得青年男女喜爱。

　　有茶馆，必有“茶食”。当时，除葵花、花生瓜子外，贵阳的老茶馆还兼售价廉物美的糖麻园、麻花、混糖饼之类的茶食。为方便经济不宽裕的茶客，茶馆附设的香烟摊还可买零支香烟，一支也卖。老茶馆有个“暗号”，如果你这杯茶没有喝过瘾，你离开时，可将茶杯盖反盖于杯上。这时，么师就会给你保存下来，你再来时又原杯奉上。这种处处为茶客节约着想的茶馆，现在实不多见。

本文来源：西部开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