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在京城、建安、襄州、复州等地委派专门的官员进行茶叶管理。在淮南的蕲、黄、舒、光、寿等六州，官府成立茶场，直接管理茶叶的生产和销售，不允许茶叶的私下买卖。

　　宋真宗赵恒乾兴元年(1022年)置榷茶务，“诸州民有茶，除折税钱外，官悉市之。许民以东京输金银钱帛，官给券，就榷务以茶偿之”。茶农可以将一部分茶叶折纳两税银，其余的必须卖给官府的茶场；官府也在一定限度内允许民间用金银钱帛购买茶叶。

　　宋朝的法律还规定，商人领取的茶叶只能在官府规定的地方销售，不得在其他的州、郡销售。商人在运送茶叶的过程中，还应当依照规定照章缴纳过、往商税。

　　宋仁宗赵祯天圣元年(1023年)，在淮南十三山场改用“贴射法”、六榷货务的茶和边地入中的茶则采用“现钱法”。李谘茶法的施行使“所省及增收缗钱六百五十余万，边储较充足，国家的茶叶亦无积滞之弊”，效果很是明显。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也出现了一些弊病，茶商们更渴望自由经商，有更大的自主权，朝廷的一些“开明”的官员也上书请求开放园户与商人贸易。

　　在这一时期，尤为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淮南转运副使沈立集茶法利害十卷，“陈通商之利”，富弼、韩琪、曾文亮等也鼎力支持。嘉祐四年(1059年)仁宗赵祯下诏茶户缴纳均摊的茶叶租后可以与商人进行直接交易，不再需要向官府预支本钱，承受官府的低价抑卖。这对茶农来说多少有了点自由，有利于提高茶农们的积极性。

　　于是，商人们可以直接向茶农们收购茶叶，只是要向当地官府交纳茶税、通过税等税负。渐渐地，官府经营的茶山、茶场有的荒芜，有的由临近的茶农们承租了。

　　宋徽宗赵佶崇宁元年(1102年)太师蔡京当权，他提出恢复茶榷:“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茶仍旧禁榷官卖，勿复民科。”也就是说，在产茶的州郡根据需要设置茶场，告知茶商、茶农不得私下进行违法交易。在设有茶场的地方，茶农可以租耕，缴茶折税依照原来的规定，看茶叶销售距离远近把茶引分为长引、短引，以方便管理。同时，还明文规定茶叶的商税在销售地一次性交清，运输途中不得再重复收税和苛留。

　　南宋初年继续推行蔡京的茶法，只是在实践中作了相对性的创新而已。例如:印制了“食茶小引”；兴建榷场，严格管理宋金之间的茶叶贸易，但后来因向金贩茶利润丰厚，茶商们就想方设法贿赂地方官，于是只要茶商们缴了“翻引钱”和“通货侩息钱”这种特殊的税金就可以到金国倒卖销售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