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出现茶馆最早的国家,这里所说的茶馆是指过去的茶肆、茶坊、茶楼、茶寮等,是属于传统的那种饮茶场所,非指时下流行的茶艺馆、茶道馆、红茶坊以及公园、剧场中的茶座那种现代的茶馆。
据考,最早的茶馆始于东晋,当时是以茶摊的形态出现,到了现南北朝时,出现了供喝茶兼住宿的茶寮,唐代经济繁茶、商业发达,推动了茶馆的发展,长安、洛阳等大中城市都出现了“茶肆”。从这些古代文学笔记及古词语来看,它至少在唐宋年间已经相当普及了,已有“酒肆、茶肆”的词汇出现。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的“茶肆”的描绘。“酒楼茶肆”成为宋元明清小说中反映都市场景常用的一句习语。
提起中国的茶馆,便想起法国的“沙龙”(salon)来,有相似之处,但又不不同之处。沙龙产生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上层社会,是提供少数艺术家、文学家喝咖啡、谈艺聊天的地方。因此“沙龙”的法文解释是“客厅”,意即供客人谈天的地方。她们以高雅艺术为标榜。中国的茶馆则不然,它历史悠久是属于大众的,向社会开放、休闲聊天的场所。这与“沙龙”恰成相反,前者高贵,后者世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茶馆是一个雏形的社会,老舍笔下的《茶馆》,就是这样的典型。中国的茶馆是反映世俗社会的一面镜子,而沙龙则是象牙之塔,她们傲慢于世俗,以清高自居。
此外,茶馆与沙龙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便是茶馆是以茶为品尝对象,而沙龙则以牛奶、咖啡为品尝对象,两者在精神情趣上是截然不同的。茶的品种之多,因地而异,养成了茶客们精于品茶的本领,并且对水质有严格的鉴别,甚至达到了神奇的化境,但这又是符合科学的,是长期实践积累而得出的。因此茶的品饮有着很雅趣的情致,这种情致是沙龙所不备的,它们是咖啡可可加牛奶,简单得很,而且程式化,几乎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没有中国那么多名堂,茶馆讲究雅趣,品茶有其道,以致成为一门学问,名之谓“茶道”“茶艺”,并有《茶经》那样的巨著产生,这是中国茶文化的特点,这也是沙龙所没有的。
中国的茶馆接纳四方来客,是三教九流、五方杂处的场所,后来为了迎合士大夫们精神贵族的心理需要,同酒楼一样设置了“雅座”,以示他们清高的身份。但不论文人雅士还是走座引在卖浆之流,但他们在品茗休闲之余同样需要娱乐、需要有精神上的享受,于是在茶馆开始有了书场,有了弈棋弹唱,这大概从宋朝就有了“说书人”,这就是说通俗历史故事的艺人,北方称评话,后来发展的南方就是评弹、曲艺,这种演艺当时新兴的评话,只是口头相传授,没有脚本,后来经文人整理就称为“话本”,这些话本来自史书与稗官野史,是虚实相结合的,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游记》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这些话本经过历代文人不断修改、补充、润色、最后定稿,终于诞生了伟大的四大古典名著。可以说中国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有相当一部分是诞生于茶馆的,它是通俗文学的发源地,当中国文学建立了一个伟大里程碑。
茶馆中设书场,为艺人提供演艺舞台,也给茶人带来娱乐,两者有机结合,这是茶馆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创造。我们今日在茶馆中依然能见到的评话、曲艺正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茶馆文化的遗迹。这是值得我们今日的演艺界重视和继承发扬的。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特色。
中国的酒肆始于何时待考证,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这便是茶馆与酒肆给人带来的氛围和情趣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宁静淡泊、清静安逸。饮茶者大多淡薄于名利,对于人世间的烦恼患得患失能怡然处之,精神上有较好寄托,而酒肆熙来攘往,缺少了一份宁静淡泊的气氛。酒肆中不令失意之士,他们有强烈的喜怒哀乐与欲求,好持酒使气。他们饮酒有的是为了“浇愁”,为了“麻醉”,为了寻找“刺激”。而酒肆正是他们“发泄苦闷”最好的场所。
诗人李白因功名不就而醉卧长安酒肆。曹操咤叱风云、挟天子以令诸侯,拥兵百万,位极人臣,但都掩不住他们胸中的一份愁绪,曹操作《短歌行》抒发他“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孤独苦闷心情,依然不能超脱。即令“三千宠爱在一身”居万人之上的杨贵妃,在醉酒之下,也捺不住好身在深宫的红颜哀怨。一出京剧《贵妃醉酒》充分流露了她内心的苦闷。虽然这都是酒力的麻醉使他们失态忘形,但他们的愁绪说明了他们的人生倾向,何以有这么多的人选择了“杜康”,沉缅于酒的王国?岂不闻“酒不醉人,人自醉”吆?这是值得深刻思考的,酒与茶的两大归宿,可以说是人们在文化上的分野,这里也检验着每人的性格与后天修养,嗜酒者有性格因素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后天养成的,也即是文化因素,受教育的程度和环境因素造成的。
嗜酒者往往是信奉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向往酒醉沉迷的生活,不大注意养生。而茶道者们比较清醒,从不自暴自弃,很有节制他们注意休养性、很有点老庄哲学的味道,倾向于清净无为,对功利看得淡薄。而茶馆正好适合他们过闲情逸致的生活,这无疑为茶馆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为文人雅叙创造了个自然的环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社团——文学研究会,便是诞生于北京的茶馆“来今雨轩”,其人员有周作人、沈雁冰、叶绍钧、郑振锋、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耿济之、孙伏国等。在此前南开大学周恩来、邓颖超等成立觉悟社办《觉悟》刊物也是在“来今雨轩”进行聚会等活动。
可见在旧时代,比较成格局的茶馆都是文人们乐于聚会的场所,是茶馆营造了一个文化环境,为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们提供了活动的舞台,茶馆不仅孕育了中国伟大的古典文学,同时也陶冶了中国人的情操、典雅、含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