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被众多古籍所记载、曾是“古六大茶山”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中心的倚邦古茶山，在历史被遗忘、被湮没多年后，在当下普洱茶热潮中，似乎又重现往昔的盛名了。但古茶山久远、厚重的历史，至今仍鲜为人知。

    倚邦古茶山位于勐腊县北部象明山区，海拔1350米以上。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白雾常绕，土地肥沃，是一个小叶种杂大叶种的生态型古茶园。由攸乐经莽枝、革登；由蛮砖经架布；由易武经曼撒和曼松；由思茅分别经曼拱或麻粟树的5条茶马石板古道，都在倚邦古茶山龙脊背状的青石板街道上交汇。在这里，到处是刻有文字或古朴图案的古碑或其断垣，几乎每个角落都透射着古色古香。

    倚邦及其周围各古寨出土的经过精心打磨的原始石器，表明大约新石器时代就有原始先民居住于此。《普洱府志》“六茶山遗器”中“旧传武侯孔明遍历六茶山……置木梆于倚邦”之记载，表明它兴起年代不晚于蜀汉。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对“六大茶山”具体位置的记栽中有“倚邦”，证明它至少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自称“本人”）长年依靠采取野生植物充饥，由此认识了茶及其功效而被普遍利用。蜀汉时期，孔明实施“南抚夷越”政策，派使者深入西南边疆安抚各少数民族，并向他们传授农耕、饲养、医药、制作等技术时，因地制宜地动员人们发展该地的茶业。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内地移民的不断迁入，加上后来的该地由南诏设置在今西双版纳的银生节度使管辖，到唐代建中年间，其茶业初具规模，并已由茶商贩卖到西藏等地。那成群结队的“尖鼻子，大眼睛，毛胡子，头戴毡帽，身挎长刀”者等众人的间断性往来的马帮牛队，不仅运出该地上好的香茶和莽枝“银洞梁子”与黑山“银洞丫口”等地的白银，还运进针线、布匹、花带等杂货。

    倚邦初具雏形的市场上，不仅杂货成摊，还有曼松的“铸锅河”畔被当地人称为众多“唐洞”的矿石炼铸的铜锅、铁锅和面铺河、盐井河畔多口盐井的锅盐。冶炼厂、打造厂、烧制厂和造纸厂也相继在古茶山上建造。这期间，这里还建盖了山神兼土地和财神3种庙宇，铺建了部分石板街道。唐朝贞元年间，闻名于大理南诏国。至宋代，大理国购买倚邦所产的茶到广西换马，使其茶业得以继续发展。从倚邦当地人从祖上传下，却已被外地人买去的刻有“南诏国”字样的五角星奖章和所出土的众多的唐宋古器，验证了它的上述历史。

    元代南方疆域扩大，使倚邦成为内地通往边疆的中转站。各类客人熙来攘往，又使它兴起了专业性的客栈与餐馆。统治者蒙古族对茶叶的嗜好，更使倚邦茶林倍增。

    明代约成化年间朝廷对倚邦叶氏的司职位的任命，使倚邦重修并改建了各种庙宇，率先推出了“细茶”与“茶膏”。约嘉靖年间，倚邦范围那神奇的曼松茶被宫廷优先确定为专用“贡茶”，继而率先推出 “人头团茶”。约于隆庆四年，倚邦成为车里宣尉使司所划的“茶山版纳”的行政区驻地，将长约400米的主街道铺成象征封建王朝行政机构驻地的“龙脊街”。清乾隆年间，增铺曼松贡茶岔街和曼拱岔街，扩建为总长近3000米的3条青石板街道，形成了包括周边村寨居民上千户，总人口上万人的繁华集镇，推动“古六大茶山”进入逐步辉煌的阶段。

    清初，倚邦古茶山上的曼松茶被正式确定为宫廷专用贡茶。清代吴大勋的《滇南闻见录》、阮福的《普洱茶记》和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等众多史籍中，都有对倚邦茶的记载。至今，杭州茶叶协会还保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遗留的倚邦所产小叶种“人头贡茶”。

    据倚邦茶山老人陈述，在倚邦加工“贡茶”有及其严格制度。清代倪蜕公元1737年《滇云历年志》“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其茶令茶户尽数迁至总店领给价值”的记载。在此之前，倚邦是普洱“人头贡茶”最初的加工厂设置地，当时倚邦古茶山村村皆茶农，山山是茶林，大寨连小村，漫山遍野都是茶林的壮观场景，吸引众多茶商先后在倚邦街等地创建了众多的茶号。

    与此相应，倚邦叶氏的土司职位于清初传给其女婿曹氏，统管“古六大茶山”。约于清康熙年间到其第三代曹当斋时，他和儿子曹秀拜师苦练文韬武略。雍正六年前后，他平定莽枝茶山的麻布朋等暴动有功而升任土千总职。清雍正十年至乾隆初年，曹当斋父子及其师傅先后奉命率军平定刀兴国暴动、广西等地民众的暴动，受乾隆皇帝的嘉奖。倚邦成为清王朝扼守西南越国边关的军事重镇。乾隆三十一年前后，曹当斋父子奉命出征包括“两乌”在内的西双版纳全境抗击缅甸侵略军有功而升任土守备，连其子曹秀都随后升任土把总。由此起，其家族一直承袭土司十六代到清末，始终至少都统管“五大茶山”。

    从明代约嘉靖年间至清光绪末年，倚邦土司几乎都主办“贡茶”。至今，在倚邦街东面约6000米，曼贵山村以西约3000米的“官坟梁子”和野象山北坡上，分别还有清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曹氏十六代土司墓遗址。遗址上刻有乾隆二年和乾隆四十二年，由清乾隆皇帝嘉奖曹当斋夫妇和曹秀夫妇而立下的《安人碑》和《贞节女牌坊碑》，详细记载着曹守备与曹千总的赫赫功绩，刻在上面的乾隆皇帝大印，印证了朝庭对曹氏莫大的信任与恩宠。

    “官坟梁子”之南北方向300多米处所谓“旧衙门遗址”，那是守备和千总当年的驻军营地。此外，其四周山上到处都还有清乾隆年至咸丰年间的各种官冢、商家或儒家等身份者的古坟。

    倚邦还有乾隆二年的《禁贩私茶碑》、道光二十八年的《按茶抽收茶银碑》、咸丰元年的“龙王井”《功德碑》、光绪二年的正顶刻有思茅同知大印、并且刻有“大清光绪二年”之落款的“福庇西南”大匾、 光绪十四年间的《工价截止碑》，和民国九年“倚邦全体汉夷民众”为民国普思殖边第六行政分局勤政爱民的张瑞三局长立的《遗爱碑》。其中，《工价截止碑》所载的倚邦土司曹氏的官衔为“地方总理茶政兼管钱粮事务军功都阁府”，统管“五大茶山”，主管“贡茶”等茶政事务。那“福庇西南”大匾，凝结着曹氏土司认真征收“贡茶”，勤政管理“五大茶山”，造福于西南百姓的业绩。这些碑和匾共同记载着倚邦的部分官史及茶史之辉煌。
 
    从明代中期起至清末，倚邦历经“乾隆三十一年瘴疠大作”，道光二十五六年“瘟疫甚行，采丁三殁其二”，以及民国初年的瘟疫等频繁而严重的病灾，其茶业随之几经兴衰，居民人口时起时落，但始终保持着万人左右。到乾隆年间，建有江西、石屏等综合会馆和川主、孔子、孔明、城隍等近20种庙宇。从清嘉庆年至民国期间，倚邦先后创建过20多家茶庄。

    清代光绪末年，社会动荡，连“贡茶”都于光绪三十四年在运往昆明途中被盗匪洗劫一空。朝庭又查无头绪而被迫停止了“贡茶”的征收，倚邦火热的商品茶叶市场也逐渐变得萧条冷落，这使倚邦的历史地位开始下降。后来，补远桥的几建几毁和由勐养分别到勐仑之道路的开通使倚邦成为交通的死角。民国三十一年，基诺和瑶族在攸乐、象明地界暴动，倚邦又被烧成废墟。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的年月里，倚邦人迁屋空街萧条，一度曾被遗忘。倚邦当年的辉煌也就被漫长岁月湮没在破墙倒壁里，被湮没在凄凉的荒山野林中，甚至被埋在深厚的泥土下。那青石板铺就的衰老的龙脊背，只驮着30多间残剩茶农的砖瓦民房举步维艰。其两侧的岔街不仅人尽道荒，东岔街已缩短得面目全无。众多庙宇的遗址，长年长满了萋萋荒草。倚邦遗留的众多古器，不是被“破四旧”的野蛮行径砸碎，就是被外来商贩廉价买走，已经所剩无几了。只有那街道上的古碑断垣，在默默地述说着它所历经的世事沧桑。

    如今，漫步在这多条茶马古道交汇的古街道上，耳边似乎还还能听到那绕道而响的由钢铃、筒铃，口哨和芒锣声汇合成的声响，铃声中似乎还夹杂着“茶马路上马铃欢，马帮伴着赶马郎。阿妹莫嫌马屁臭，泡泡马屁贡茶香”和“倚邦山上贡茶奇，皇帝龙儿也着迷；好茶生在倚邦山，好名出在易武地”的对歌声，眼前似乎还浮现着漫山遍野的茶林中到处点缀着采茶者的身影、路途中背着背箩的茶农往来不断的场面，还浮现着它当年宾来客往络绎不绝的繁华景象，还能嗅到当年杀青、揉茶、蒸茶和压茶时散发在清风中的诱人的芳香。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倚邦的茶香岁月是不会被遗忘的，倚邦辉煌的历史，也将随着普洱茶香飘洒天下之际，而被世人重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