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媒体普洱热是不是炒作的频频发问，普洱市的领导称“不是炒作，更多的是运作”。普洱茶由沉寂无名的“历史名茶”到炙手可热的投资收藏品、健康时尚饮品，决非一日之功。其中，固然有客观的原因，也可见政府扮演的重要而关键的角色。

   　300年前，“贡茶”在马背上意外发酵的“美丽错误”造就了普洱茶。但直到300年后，这份美丽才享有了它的天价。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普洱茶价格逐渐“疯狂”，在短短几年间，其价格上涨了成百上千倍。

   　现在，原产云南的陈年普洱“比黄金还贵”，是“能喝的古董”。无论从市场的一般规律还是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普洱”在营销上无疑是成功的，尽管这背后最大的推手是政府。“找对了市场的共振点，就能引起产业的蝴蝶效应。”

   　但故事并未如此结束。如果说不久前“百年贡茶回归普洱”是近年普洱热中的最高潮，那么随后的跌价风潮，又让几近“疯狂”的普洱茶陷入低谷，随即“普洱神话”破灭说刊满纸媒。

   　显然，普洱成功的背后还掩盖着不可避免的缺陷。这既涉及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也涉及到政府在做大支柱产业后，应该如何迈出下一步的问题。更可探讨的是，一个落后的地方如何在规范政府行为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境中寻找平衡。

普洱也疯狂

   　“普洱茶成了神话，普洱茶成了钞票印刷机！”云南省茶业协会会长邹家驹在博客里面的这句话，道出了现在茶叶市场排山倒海的“普洱热”。

   　在这个“疯狂”的季节里，买茶的人甚至比卖的人多，普洱市进山的土路从早到晚都是烟尘滚滚的。茶艺乐园(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璋对此深有感触，“收茶的人是用麻袋装着现金，睡在茶农家里，抢收春芽的。”“很多时候是那边进账，这边立马刷卡的——买茶的人甚至比卖的人多，晚来了一步，即使一个月前交了订金也会被人抢走原料。”

   　据了解，今春普洱茶菁价格比去年涨了200%—300%。去年卖100元/公斤的毛茶今年4月中就卖到300元/公斤。老班璋(滋味最好的古树茶)甚至卖到1800元/公斤，而景迈、易武的古树茶也同样涨到450元/公斤。勐库乔木茶卖到200元/公斤，无量山乔木茶卖到250—260元/公斤。据了解，售价最便宜的台地茶也从去年的10多元/公斤上升到现在的50—60元/公斤。

   　政府的介入是普洱茶热的最大推手，这已是茶界的共识。对此云南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所长张俊说，这是近年来中国茶叶界最成功的一次运作。而通过政府一系列的营销行为，普洱现在已经成了普洱市乃至整个云南的一张名片。那么，政府是如何运作普洱茶的呢？

普洱如何走向神话  郑永军(《普洱》杂志前主笔)

   　普洱茶的历史状况，有人这样概括：“普洱茶始于商周，产于西汉，传于三国，兴于唐朝，得名明朝，盛于清朝，衰于民国，享誉现代。”普洱茶如何享誉现代？又有“产于云南，存于香港，藏于台湾”的说法。现今普洱茶的兴起，台湾人不能不提。解放前，由于局势比较动荡，东南亚、港台等地一些喜欢喝茶的人把茶当作生活必需品存着，普洱茶也就显示出“越陈越香”的特点。这一商机被台湾人发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台湾人到大陆来考察和收购普洱茶。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普洱茶的价格在台湾已被炒到了每公斤上千元，而在大陆却只有几十元钱。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驱动下，许多台商、港商开始在广东租厂房，派人大量收购陈年普洱茶。

   　1993年4月是“普洱热”的一个分水岭。时任思茅地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黄桂枢向时任思茅地委书记的李师程进言：要把普洱茶身价提高，必须召开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年4月，“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中国普洱茶叶节”在思茅举行。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181名专家学者亲临现场。会议最大收获是解决了一个多世纪来有关世界茶树原产地的悬案：世界茶叶原产地在中国、在云南思茅。后来，这些专家回去都当了义务宣传员，把普洱从思茅推向全国、推向世界。从1993年开始，思茅坚持每两年举办一次“中国茶叶节”，宣传普洱茶文化。事后证明，这一举措让思茅的普洱茶发展势头领先于云南西双版纳、临沧等主要产茶区。

   　此时，邓时海等一批台湾茶人的茶书相继出版，对宣传普洱文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年份是普洱茶“越陈越香”的直接表述，也让普洱老茶获得巨大的升值空间。而文化的附加值让普洱茶在市场表现上有更多的发挥余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云南省委、省政府就提出要把以食品为重点的生物资源开发产业作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来建设。希望把“云茶”打造成继“云烟”之后云南省又一知名产品。这为整个普洱茶产业提供了政策环境。

   　2005年3月26日，沈培平当选为思茅市市长。这位市长上任后不久，将思茅定位为“世界茶源，中国茶城，普洱茶都”，并将普洱茶定位为思茅市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此前，他的身份是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了解到省里的领导都开始喝普洱茶，他也收藏了近4年的普洱茶了。而思茅市的领导人中，有不少就是“茶痴”。

   　就在沈培平当为选思茅市市长的这一年，茶叶节的重要活动“马帮瑞贡京城”开始了。这一活动被形容为有关普洱茶的最大的行为艺术，沿着旧有的马帮进京的路线一路北上。媒体对此争相报道，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普洱茶在最大范围内进入全国公众视野。此后类似的“创意”活动层出不穷，被用来进行文化宣传和商业运作。

   　知名度的井喷式提升和文化价值的赋予，让普洱茶在茶叶拍卖会上抢够了风头，一饼普洱茶从几十万到一百多万元不等的天价，成为人们的热闹谈资。虽然这一再被指为普洱茶商之间的“零和游戏”，但在“全民普洱风潮”之下不足为奇。

   　就在普洱茶稳步发展的同时，思茅更名普洱一事也冒了出来。真正提到更名始于2001年。当年4月，思茅地区文物管理所所长黄桂枢在“第三届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茶有关的普洱思茅地名新考释及其建议》，并首次在全球普洱茶专家面前提出了思茅地区改名为“普洱市”的建议。

　　这之后，更名的呼声日渐高涨，从民间动议上升到团体指导，政协提案、人大议案有增无减。2005年的思茅市“两会”上，根据市人大形成的更名议案，思茅最终作出了更名申报的决定。直到2007年1月21日，国务院批准同意将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

   　推行普洱文化，是沈培平一大手笔。2005年11月25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原《思茅文艺》改为《普洱》杂志。据称，投资方已斥资数百万元，努力打造成“中国普洱茶唯一专业杂志”，倡导“健康、文化、财富”。而这份目前发行量逾5万册的杂志正是由现在的普洱市政府主管的。城市和杂志更名成功，都让普洱市拥有了相当的话语权。

   　面对媒体普洱热是不是炒作的频频发问，普洱市的领导称“不是炒作，更多的是运作”。普洱茶由沉寂无名的“历史名茶”到炙手可热的投资收藏品、健康时尚饮品，决非一日之功。其中，固然有客观的原因，由此也可见政府扮演的重要而关键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