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宽阔的古道,如今已是林荫遮日的小径,一派沧桑景象。川藏茶马古道的背夫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只有漫漫山路中厚厚的石板上清晰可见的拐子窝还在默默诉说着川藏茶马古道上那些艰辛的往事。
因茶而盛,因茶而衰的川藏茶马古道已经成为历史,这条古道上还有汉藏民族情谊的光芒,还有古人们铿锵有声的古道精神。
正如日本茶专家棚桥篁峰所说,川藏茶马古道不只是一个历史古迹,它是我们深入研究茶文化发展历史、思考中国茶文化意义的重要依据。
走在古道的人们,感触相同。惊叹、崇敬……
然而,这条越发狭窄的古道中,究竟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还有多少叹为观止的传奇,等着你我去发现。
“茶马古道”被炒得轰轰烈烈,人们关注的焦点各有不同,有的在于它的直观价值,也许是绝妙美景带来的观光价值。也有人将把目光投向深邃的历史长河中,搜寻的是古道遗存的文化……
川藏茶马古道从何而来?这条延续千年的古道中究竟又有什么宝藏?
近年来,关于川藏茶马古道的讨论引起国内外学者的热烈响应,他们从史实出发,运用多学科、多视角的眼光重新审视这条古道。
川藏茶马古道开辟最早、于汉藏民族团结意义重大、对中国茶文化研究尤为重要
“茶马古道”起点在四川而非云南、川藏茶马古道起点在雅安
任新建(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秘书长)
川藏茶马古道开辟最早
“茶马古道”一词源于“茶马互市”。
任新建指出,历史上茶马古道并不只是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和青藏茶马古道等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
目前,不少文章中把“茶马古道”说成是“历史上马帮驮茶所走的道路”“实际上就是一条地道的马帮之路”。任新建说“这显然不准确。”
任新建指出,历史上由雅州(雅安)、黎州(汉源)运向藏区的茶,在康定以东,主要靠人力背运。他认为,青藏茶马古道是唐宋时期茶马互市的主道。滇藏茶马古道也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而四川是中国边茶的主要产地,又毗邻西藏,所以川藏茶马古道是开辟最早的一条。
他指出,四川是最早将茶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的地方。《史记》记载,西汉时期蜀郡的商人常以茶等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牛夷、邛等部交换牦牛、马等物。这条道史称“旄牛道”,路线是由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崃)、雅安、荥经,最后到达木雅草原。他认为,这应是最早的“茶马古道”。
唐宋时期在大渡河以西的藏区设置一些部落,为了和这些部落进行茶马互市,专门在汉源和雅安治理互市口岸。其中一条路线就是从雅安出发,经天全、泸定、甘孜,最后到达德格。
任新建说,明代西北不靖,“茶马互市”的重点从青藏道转到了川藏道。为了缩短运输距离,明太祖下令开辟了“碉门路”:从天全经泸定至康定。明成化六年,又规定卫藏、康巴藏区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如此,四川不仅是边茶的主要产地,且成了“茶马互市”的主要贸易区,建立有黎州、雅州、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口岸,川藏茶马古道上形成“茶驮成群,络绎不绝”的繁荣景象。
历史上,川藏茶道又分为“南路”和“西路”。南路由雅州至打箭炉(康定)又分为两条,一条是从雅安起点,经过荥经、汉源,最后到达打箭炉。另一条就是从雅安出发,经天全两河口到打箭炉。
由此可见,雅安在川藏茶道的南路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据史料记载,清代每年输入西藏的茶80%以上来自四川,其中主要为雅州所产边茶。
刘勤晋(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教授、茶叶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重庆市茶学学术技术带头人)
古道起点 在四川而非云南
“历史上茶马古道的起点是在四川,而不是有些人认为的云南。”刘勤晋教授持此观点,“不管从历史的悠久程度、茶叶的销售量,还是路途的艰险程度,滇藏和青藏都远不如川藏茶马古道。”
我国“茶马互市”虽起于唐,但那时茶马贸易还处于初级阶段,内地与西藏“茶马互市”的兴旺还是从宋代开始。
宋时,茶马道的线路主要是由四川、陕西通往青海、甘肃、宁夏等地。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到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朝廷在陕西设卖茶场332个,其中有48个有案可查。在建卖茶场同时,宋朝廷又在陕、甘、青置买马场。因此最早的茶马古道应是川陕路和陕甘青路。由于茶叶生产区在四川,因此宋代茶马道多以四川为起点辐射到周边一直到国门之外。明清以后,云南滇茶才有了较快发展,而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染指,川藏纠纷连绵,川藏道时有梗阻。原先依靠川藏道供应的藏区,不少改经滇藏道运输。
从此可看出,茶马古道历史上的真正起点是在四川,云南也是位于四川的辐射范围的。
而同在西南大学的汪海鹰(该校教师,茶文化研究生)则进一步分析认为,川藏茶马古道是以四川雅安为起点,经康定、昌都、拉萨到尼泊尔的一条古老南路边茶运输线。”
在对川藏茶马古道深入考察后,他认为雅安是世界栽培茶树历史最悠久的茶区,又是南路边茶的主产区,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藏族同胞特别欣赏雅安“大茶”香高味浓熬头好的品质特色。
历史上,雅安茶主销甘孜和西藏,人们习惯称为南路边茶。史料称,宋代以及明中叶以前,川茶大部分运入陕西转销西番。明代中叶以后,川茶开始主要销往拉萨、康定以及松潘、金川一带,称之为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其数量相当于川茶总产量的90%。明代中期以来,雅安作为起点,到康定一线已成为边茶最为重要的流通渠道。
冯明珠(著名作家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川藏茶马古道
于汉藏民族团结意义重大
茶马古道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内地与西南边疆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人马驿道,其经济意义甚为明显。冯明珠也认为,其政治意义同样不可小觑。
18—20世纪,一方面,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大面积种植红茶,急着打开西藏市场,更妄想借助印度茶叶的渗透控制西藏;另一方面,英帝国主义肆意企图分裂我国领土西藏。最后其阴谋彻底失败。究其原因,“茶马互市”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西藏人喝了1000多年的四川砖茶,岂是旦夕可变。”冯明珠说,四川的南路边茶,其种类包括用细嫩原料经沤堆、发酵压制而成的芽细、毛尖以及较粗老的原料经沤堆、发酵、蒸压而成的康砖、金尖等,这种紧压茶外形色泽褐润,陈香馥郁,汤色红亮,滋味醇和,经久耐泡。其中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及单宁酸、茶碱等成分,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可弥补藏族人膳食结构的不足。藏族同胞不会丢了千年来饮用的四川砖茶,抵制印度红茶的渗透、破除英帝国主义的阴谋自在情理之中,这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杨绍淮(四川省雅安茶厂有限公司“中国藏茶博物馆”馆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
雅安边茶供应继续领跑
“藏族人民饮用雅安南路边茶已有上千年的历史。雅安茶品质好,用以制作的南路边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藏族同胞的信赖和欢迎。雅安由此成为川藏茶马古道上最大的物资源头。”杨绍淮说,当今时代变了,但无论社会怎么进步,广大藏族群众对南路边茶的饮用习惯却没有改变,而且需求量更大,对品质的要求也更高了。
杨绍淮说,历史上雅安的边茶行业经历了诸多风雨。直到解放后,雅安30多家茶号并入国营雅安茶厂。
1964年,雅安茶厂试制成功了“喜庆”牌冲包机,彻底结束了几百年来一直靠人力冲包的历史,这是南路边茶生产技术上的一次很大变革。
南路边茶生产技术的革新,要根据藏族人民饮茶习惯而来,充分尊重他们对茶叶品质和外形的要求。为了做得更好,雅安茶厂在积极开展技改的同时,对产品实行了跟踪。调查人员深入牧区、帐篷,收集群众意见。通过改进,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南路边茶生产操作规范和技术标准,使产量和质量都得到很大提高。最高年产曾达到12万担,成为国家定点生产南路边茶最大的基地。
棚桥篁峰(日本亚细亚文化国际交流会会长日本中国泡茶道篁峰会会长)
川藏茶马古道
对中国茶文化研究尤为重要
棚桥篁峰曾于2004年8月率队驱车数千公里,从茶马互市交易据点雅安出发经川藏路到康定,最后到达拉萨,专程考察了川藏茶马古道,探访茶马古道沿线古迹,深入具体地认识和理解川藏茶马古道,对中国茶叶向边疆地区发展的历史意义进行研究和分析。
棚桥篁峰说,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对“茶马古道”的历史意义不可否认,但这只是对“茶马古道”的一种象征性历史解释。他认为,自吴理真开始种茶,以雅安为中心的四川地区就开始饮用茶叶,与雅安临近的康巴地区藏系少数民族也应该受其影响,很早就开始饮茶了。
棚桥篁峰说,茶马古道不只是一个历史古迹,更是我们深入研究茶文化发展历史、思考中国茶文化意义的重要依据。
“此次探访茶马古道,一路上我们看到“边销茶”(雅安藏茶)已经成为藏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无论是已经定居的藏族人家中,还是游牧民族的帐篷中,都有可口的酥油茶。佛教寺院以及茶馆就更不用说了。可见,‘茶马古道’对于饮茶文化的普及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通过那一次长途跋涉,对川藏茶马古道进行深入探寻之后,棚桥篁峰在他的《川藏茶马古道考察记录》中这样写道。
他说,一条运输茶叶的古道也是一条生命之道。经过此次对“茶马古道”的初步考察,他对这条茶文化传播之路更加感兴趣,打算进一步对“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进行研究和调查。
有人认为“茶马古道”已经消失,只能成为一种旅游观光资源,他不这么认为。
历史上的茶马交易促成了一种文化形成,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藏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味酥油茶,藏传佛教寺院把茶作为宗教饮料都说明了茶马交易对茶文化形成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因此,他认为“茶马古道”不只是一个历史古迹,它是我们深入研究茶文化发展历史、思考中国茶文化意义的重要依据。今后,我们有必要从各个方面对“茶马古道”做更深入的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