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周年茶事系列报道之科技兴茶

科学，就是要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将未知转化为已知。60年来，中国茶叶科技不断拓展研究视角，逐渐将许多未知领域收归麾下。茶叶科技，并没有生活在真空中，他们也需要自己的土壤——科技制度。现在，茶叶科技制度正面临方向抉择。中国现代茶叶科技，一直在跟随着国际科技潮流的脚步。这并没有错，因为我们需要学习。学过以后，中国茶叶科技又该如何超越呢？“为何16世纪之前中国传统科技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这是令全球科技史学家困惑不解的李约瑟难题，也是中国茶叶科技发展历史的写照和疑惑。洋务运动以来，中国茶叶科技的发展，映照着传统科技与西方现代科技的竞争。在进入中国腾飞的新世纪后，中国茶叶科技面临着从临摹学习到赶超、独创的历史使命。这不仅仅是科技专家的使命，也是科技思想、科研体制和方法的使命，是“大科技”在赛跑。

19世纪上半期，英国开始在印度、斯里兰卡等殖民地移植中国茶树，改革中国传统制茶工艺，打破了中国在茶叶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这是西方现代科技应用于中国茶叶的第一波风潮，也拉开了中国茶叶科技向现代科技转型的序幕。

四次扩容升级“后茶杯科技”

几千年来，中国积淀了丰富的茶叶科技，这种传统的茶叶科技属于经验科学。新中国建立后，将洋务运动至建国前引进的西方现代实验农学继承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现代农学茶学，既奠定了新中国建国早期的茶叶科研基础，也实现了新中国茶叶科技的第一次扩容——将现代农学纳入茶学科技。

在建国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茶叶科研的主力军一直聚焦在茶园生产这一块。20世纪50年代，各地恢复、兴建了多处茶种改良场，设立了农业大学茶学系，建立了杭州茶叶研究所以及各省茶叶所等科研机构。很快，无性繁殖种取代群体种，早芽种、晚芽种相继投产，实现了南茶北移，病虫害防治和茶园管理新技术等大规模投入使用。

茶叶科技再次扩容，发生在1978年。这一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杭州建立了国家级的茶叶加工研究所。曾参与研究所组建工作的于观亭说，“这是中国第一个专业的茶叶加工研究机构，也是全球第二个专业加工研究所，此前只有前苏联开设了一个类似的研究机构。”

随之，科研机构兴起一股茶叶加工研究风潮，成为当时茶叶农学潮流的重要补充。以此为契机，现代机械和食品科学，开始融入中国茶叶科技大家庭，采茶机、拣梗机、烘干机、除尘设备等引入了大规模应用。于观亭说，“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70%的茶叶实现初制环节机械化，中低档茶完全实现机械化，少部分名茶叶也实现了机械化。这是我国茶叶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

在机械化加工大规模上演的时候，茶叶提取物科研也开始萌芽——这是茶叶科研的第三次扩容。虽然，早在1979年，农科院茶叶所就已经完成了茶皂素的提取，但是，茶叶提取物研究引起广泛关注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现在，儿茶素、茶多酚等茶叶提取物研究，正在方兴未艾地展开。茶叶提取物，将化学家吸引进茶叶科研的大军，并赋予茶叶科技更多的实验科学特征。这次转型，也意味着茶叶“后茶杯时代”和“后茶杯科技时代”的来临。我国已经建立了数条提取物生产线，但整体而言还处于起步阶段。

现在，茶叶科研的第四次扩容正在悄然而来——茶叶的医疗卫生研究。如，浙江大学杨贤强教授，长期致力于茶叶的医疗保健功能研究，在茶叶的自由基医学研究中颇有建树，受到了广泛关注。

四次扩容，短短60年，中国茶叶科技从以民间经验占主导的传统科技，发展到以实验科学和职业研究人员为主的现代科技系统。茶叶科技关注的焦点，也从农学种植，扩展到加工工艺、茶叶提取物和医疗卫生。

在科技的广角镜下，茶叶的倩影正变得越来越多姿多彩。

科技制度左右之争：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化

现代茶叶科技的发展，与国家局势息息相关。随着国家体制改革的实施，茶叶科研体制也发生着急剧变化。

“在计划经济时代，生产、贸易和科研都归属同一部门管理，管理机构每年都会给企业下拨一定的科技资金，明令企业用于改善某项科技，然后指定或者由企业决定与哪家科研机构合作。”于观亭说，“现在，茶叶企业独立，政府指令职能减弱，不会下达技改指标，也不可能主动送达科研经费了，茶叶企业缺少了发展科技的强大支持。”

茶叶企业等市场主体，已经完成了从计划体制向中国特色市场体制的转变，但茶叶科研体制似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向。于是，不少茶叶科研机构开始创办自己的茶场和茶企，希望找到与市场的对接点。

究竟该不该办企业？科研院所面临着定位问题。“茶叶科研机构应该定位科技研发，国家级研究所卖茶实在是大材小用。这里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研系统改革不完善，科研院所面临资金短缺。”于观亭如是说。“科研院所卖茶或茶种，极容易落入小打小闹的境地。肥水不落外人田的思想，把自己的优良种质资源限制在自办企业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专家赵芝俊说，“可是，科研院所在市场拓展、管理和企业融资等方面，因为体制和人才储备等原因，很难做大做强，反而会减弱优良品种的推广，也影响科研院所的创收和再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科研经费的审批权，开始由计划经济时代的茶叶主管部门，转入专业的科研管理部门。随之而来的，是科研经费和科研课题的大幅增加和重新分配。“与早期相比，现在的科研课题和经费越来越多，分配也趋向集中化，而不像当初那样分散。其中，有科技权威诞生的原因，也有人情倾向的原因。”杨贤强说。

并不是所有的科研课题都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当课题管理机构与某种科研一线相距较远的时候，这种倾向愈发明显。“以我正在从事的茶叶医疗科研为例，很难找到归口管理单位，申请的课题经费也不容易划拨下来，科研创新遇到了资金障碍。”杨贤强说。

杨贤强在企业界寻找合作伙伴。他说，“越来越多的企业支持茶叶科研，有前途的科研项目，总能在市场上找到良好的合作者。令我困惑的是，支援茶叶科研的公司，大多是非茶叶公司。这既与茶叶企业实力有关，也与思想观念落伍脱不了干系。”

时下，企业支援的科研课题，在茶叶科研领域还是较小的部分。在美日等国，大型农业集团的科研实力，毫不逊色于国立科研机构。在政府主导型科研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茶叶科技，才刚刚接触市场导向型科研体制。赵芝俊说，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要各有分工，形成良性互动。构建创新型茶叶科研系统，就要理顺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关系。

创新型的科研探索，只是茶叶科技系统的一部分。茶叶科技推广，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赵芝俊认为，良种需要与良管配套，良种容易普及，但是科学、先进的田间管理方法普及难度却很大。企业在销售完科技新产品后，往往一走了之。新科技，需要一套完整推广体系。

于观亭说，“较好的科研系统，应该是国家级科研院所聚焦于基础研究，其它科研院所致力于应用研究和技术推广普及，充分调动政府和企业两种力量。如此，才能搭建茶叶科研的天罗地网。”

“中国特色茶叶科技”

“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现代茶叶科技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中国的传统茶叶科技。我们应该融合古今中外的茶叶科技，构建中国特色茶叶科技。”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名誉院长骆少君说，“传统茶叶科技中，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目前没有搞明白的。比如，有一些特殊的、稀有茶类，对癌症等现代绝症有很好的防治效果。即使一些普通的白茶和黄茶，也有很多医疗功能有待医学研究。”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因为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生理机能和自然环境的差异，不同的消费区适宜引用不同的茶类。骆少君认为，这些都是中国传统茶叶科技的重要结晶。对这些研究领域，我们需要加大研究。我们需要结合中医理论，重新反思中国茶叶科技的演化路径，在历史的典籍中寻找下一个突破口。

中国茶叶科技，需要在现代饮食和卫生保健结构中，寻找自己的契机。杨贤强认为，“现在，茶叶的医疗保健功能实验，只能局限在中药水平，不能像西药一样扩大临床范围，限制了茶和茶叶提取物作为药物的价值。在现代茶叶医学来临的时候，我国需要突破临床试验等方面的限制。在国际茶叶医学研究上，海外华人异军突起，占据着主导地位。因为他们理解中国茶叶的深奥，理解中国传统医学中茶叶的妙用。如果国内的茶叶科研不奋起直追，将在新一波茶叶科研中落伍。”

于观亭认为，中国茶叶科技，应该在茶叶生理生化等基础研究上再进一步，不仅仅限于生长过程中的生化研究，还要进入到茶叶离体后的生理生化研究。只有先加强基础研究，才能获得新突破。

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学，已经广泛应用于动植物的科研。基因研究，是我国农业领域的重大科研方向，一个项目动辄千万，甚至过亿的研究经费。然而，茶叶领域的基因研究却远远落后了。中国茶叶种类丰富多彩，蕴含着丰富的遗传资源，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兴起一股茶叶基因学研究。与其他产茶国相比，丰富的基因资源，是我国茶叶科研的另一优势。

中国茶叶科研的出路，在于通过现代科研方法，借鉴传统科技成果，通过政府、企业、科技专家和农民的互动，打造一个独具特色和优势的茶叶科技系统——这是一项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