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安徽视察，走出茶叶生产车间，眺望苍翠丛林，他说：“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这是许多从事茶叶工作数十年的老专家老前辈至今无法忘怀的画面。从那时起，一个又一个年生产万担茶叶的产茶大县开始不断涌现，万亩茶园也成为各省茶乡的荣耀。1950年，我国茶园面积仅16.9万公顷，到1998年已突破百万公顷，2007年，我国茶叶种植总面积达160万公顷。飞速扩大的种植面积与茶叶产量、茶叶需求量是否可以简单地画上等号呢？

　　浙江茶叶行业商会的秘书长阮浩耕曾做过这样的分析，我国茶园面积从1950年到1998年扩大了6倍多。茶叶产量从1950年的6.52万吨到1998年的66.5万吨，仅仅增长了10倍多，这种增长是以土地高投入为代价换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必然带来土地资源严重短缺等诸多问题。一旦茶产业效益滑坡，茶农损失会是最大的。如何保证茶业效益，维护茶农利益？

　　时隔50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做出部署，在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强调要“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事实上，发展现代农业，茶产业始终在进行探索和创新。茶园综合改造的实施，以茶树良种的改植换种带来的优质高产，切实造福了一方茶农。

　　福建省福鼎市茶业管理局副局长蔡良绥介绍了这样的情况：“30年前，福鼎市茶园茶树品种多数为菜茶，种系复杂，产量低，采摘期参差不齐。1984年，福鼎市茶农逐步改植换种了国家认定的第一批茶树良种福鼎大白茶和福鼎大毫茶。20世纪90年代，福鼎茶叶种植进入发展高峰期，茶农看到良种茶的种植效益好，高产优质，在每亩茶园良种补助50元钱的政策鼓励下开始大量种植。当时当地有句顺口溜“要致富，山上种茶树”。目前福鼎市茶树良种推广率已达95%。并以当地特有的福鼎白茶打出了“世界白茶在中国，白茶精品在福鼎”的地域性茶叶品牌。在浙江，2000年新昌县政府下发实施《关于加快茶园良种化建设的通知》，并给予连续3年每年100万元的茶园良种化扶持投入，鼓励符合标准的新发展良种茶园和老茶树换种改植。 与浙江“龙井43号”一样，安徽的“乌牛早”品种同样给茶农带来了效益，每年清明前半个月甚至更早即可上市的乌牛早打出了早春绿茶市场的时间差。

　　50年后，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再次来到茶乡，翻过“多多开辟茶园”的历史，发出用特色经营做大做强茶产业的号召。此次，在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发展中国茶区乡村旅游模式，是茶乡近十年来的探索。江西南昌上晓起建立的中国茶文化第一村可以说是较为成功的尝试。上晓起村不仅被郁郁葱葱的茶树包围，而且至今仍保存着丰富而古老的茶文化遗产，运茶古道、制茶作坊、载茶手车、捻茶机具、茶亭茶园、灵泉古井，处处显露出茶文化的魅力，是一座露天茶文化博物馆。2004年，江西南昌女职与上晓起村以新农村合作社的方式开始了合作，村民以土地入股，土地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社员参加合作社的劳动由合作社给予额外的报酬，合作社年终赢利按土地面积分红给入社农民。经过两年多的开发，“中国茶文化第一村”已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先后接待了法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日本、韩国以及国内的大量游客。晓起绿茶也随着南昌女职在海外的茶艺表演名扬世界。同样，尽管北纬30度以北难以种茶，但在北京门头沟区，黄芩茶开发黄芩树叶的茶用功能，并让京郊黄芩茶旅游成为了可能。在浙江，安吉白茶更是与城市消费者建立了“认养”合作，消费者认养茶树，每年不仅可以到茶乡旅游，还可以得到优质的安吉白茶。

来源：中华合作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