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不相见，千峰随客船。”
                                                                            ——茶船“哥德堡”与“孔子的智慧”

北京工业大学    齐  儆    王 琬

摘  要：  不久前胡锦涛主席在哥德堡市，出席了瑞典仿古茶船“哥德堡号”访华后的返航仪式并致辞说：“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历史上中国瑞典长期贸易友好往来，不仅有茶叶运往，更有文化传去。使瑞典对中华文明有深厚理解，产生众多汉学大家，一些学者更意识到，人类社会若要有光明美好前途，必如诺奖获者瑞典科学家阿尔文所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今后应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茶文化。为中华茶走向世界，为茶文化播向全球，为构建和谐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今年6月9日在瑞典哥德堡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一同出席了隆重盛大的仿古船“哥德堡号”，访问中国广州等地后的返航仪式。胡锦涛主席在致辞中指出：“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历史记载表明，早自十八世纪初开始，两国之间就有着频繁的航海贸易友好往来。

        这段时期，也正是西方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航海贸易十分繁荣，是著名的“大航海时代”。“美洲和环非洲的航路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给予了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未有的刺激”（《 马恩全集》4卷）。各国东印度公司由此应运而生，相继设立。东印度公司是16世纪至19世纪葡、英、荷、丹、法等国建立的，一种政府特许从事对东方商贸及殖民事业的组织，它在印度、马来群岛以及远东各地享有贸易垄断特权，拥有军队与舰队。其特殊性质的“贸易”，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曾起了重要作用。其中英国东印度公司设立于160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设立于1621年。

        在中国，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重开海禁，在广州设立粤海关，继而设立垄断对外贸易的广州十三行，这也可谓应运而生。从此中国由贡舶贸易转变为通商贸易，掀开了外贸史上重要的一页。十三行是经营进出口的特权机构，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它在对欧出口，组织茶、丝、瓷大宗货品方面曾起了重大作用。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三行洋商缔结十三条行规，在涉及经营贩卖货物中，只有茶类定为“独揽”，如规定“绿茶净量应从实呈报，违者处罚”。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三行重组‘公行’，并规定专揽茶、丝各大宗贸易”（《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又如，十三行洋商首富伍秉鉴，他在福建就拥有众多茶山，自然更利于组织大量茶叶出口。这些都说明在“十三行”经营贸易中，向西方出口茶叶始终是“大宗贸易”。清赵翼就说：“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簷曝杂记》）清张之洞也说：“查茶为中国商务大宗， …外洋需用甚多，亦极肯出善价。”（《张文襄公全集》）

        瑞典东印度公司设立于1731年，至1806年基本停止业务，在这75年中共有35艘135次航行，其中专程来华的航行达132次之多。往来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瑞典航船，运输的货物中，茶叶所占比重更大，茶叶始终是两国贸易中的最大宗物品。新近重建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倡议编著的《瑞典“哥德堡号”再度扬帆》一书中就说：“茶叶是对华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也是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上主要的货物。虽然瑞典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主要是红茶、特别是薄荷茶，但同时还会进口多种不同种类和质量的红茶和绿茶。多数茶叶出口到其他国家。”
 
        雍正十年（1732年），在中国与瑞典的历史上，是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一年。瑞典“腓特列国王号”作为其国家来华的第一艘商船，抵达广州。 著名的《皇朝文献通考•四裔考》中就有着专门记载：“瑞国在西北海中，达广东界俱系海洋计程六万余里。… 通市始自雍正十年，后岁岁不絶。每春夏之交，其国人以土产黒鉛、粗絨、洋酒、葡萄干诸物來广，由虎门入口。易买茶叶、瓷器诸物，至初冬回国。”

        “腓特列国王号”大班坎贝尔详细记载了在穗城的活动，其中商务多与买茶有关，如“十月三日在崇义行买了一百担白毫茶，…十月十六日在崇义行验收封装了一百箱武夷茶，二十日在广顺行验收封装了一百箱武夷茶，…二十二日与二十五日又分别在远来行和广顺行验收封装了一百箱武夷茶，二十六日在裕源行又装了一百箱武夷茶，二十八日在崇义行验收封装了一百箱白毫茶，半个月内装了六百箱茶叶…。”（《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 该船这次在广州总计装载有“红绿茶共2183箱，另有100件半箱装、6件小箱装、23件篮装、46件简装以及422件罐装或盒装茶叶。”（《十三行》） 

        老“哥德堡号”在1738年建造，1739年1月21日至1740年6月15日进行了首航，1741年2月16日至1742年7月28日第二次航行，1743年3月14日第三次出航，归途中在1745年9月12日距目的地不足一公里处，触上“汉那丹巴”礁石沉没。

        这三次运载的货物中，茶叶都是主要的物品，“‘哥德堡号’第一次贸易收到了48%的回报收益，第二次为40%。茶叶是所有货物里最赚钱的，两次分别带回来255吨和317吨”。（《瑞典“哥德堡号”再度扬帆》） 第三次返程时虽然沉没，但从保存下来的货物清单里，还可知道当年“哥德堡号”装运的情况。计有2677箱茶叶，相当于366吨；289箱2388捆和12桶瓷器，还有19箱1180卷丝绸，总重量约达100吨…，可看出仅茶叶就占总运量的近三分之二。在瓷器中许多为茶具，仍是与茶有关。《瑞典“哥德堡号”再度扬帆》就说：“进口的还有大量茶具和装宾治用的杯碗（欧洲人非常喜欢茶和宾治）…进口的瓷器各种各样，器具采用了欧式设计，并大批量生产”。

        值得提到的是，1750年瑞典“卡尔亲王号”来华，随船牧师为彼得•奥斯贝克，奥氏是瑞典博物学家林奈的学生。 奥氏在其有名的《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一书中，对于茶叶有着详细生动的记述，他提到十余种茶叶，并说：“最好的茶叶产自福建，茶叶根据不同的生长地有许多不同的名字，制作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这种茶（武夷茶）被大量进口到瑞典，比其他任何种类的茶都要多。品种最好的非常好闻”。在书中，他记述“卡尔亲王号”返航运载茶叶清单如下：1030642磅武夷茶（红茶），共 2885箱；96589磅工夫茶，共1071大箱和288小箱； 67388磅小种，共573大箱和1367小箱；  17205磅 白毫，共323箱； 6670磅 Bing-tea，共119箱； 7930磅熙春皮茶，共140箱；  2206磅熙春茶，共31桶； 3557磅其他各种茶，共1720罐。   由以上资料可见，当时瑞典商船的运输货品中，茶叶所占份量之重，《瑞典“哥德堡号”再度扬帆》就说：“茶叶是“哥德堡号” 商船运载最多的货物”。所以，对这些船来说，它们更可称之为“茶船”。

         “在长达七十五年的贸当中，双方贸易总值达数千万两白银，在极大程度上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相比之下，对瑞典的影响更大，因此，瑞典对此也非常重视”。“瑞典东印度公司产生的高额利润，对整个瑞典社会的影响也十分巨大”。（《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 两国贸易对中国也有积极影响，张之洞曾说：“查中外通商以来，惟有丝、茶两端为最有益于中国之事，…售者愈旺，种者愈多，年增一年…。”（《张文襄公全集》）  这些也说明，中国与瑞典历史上的贸易，可以说是互利友好的。

        这里应特别说明一下林奈与中国茶的关系。卡尔•凡•林奈（1707—1778）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伟大博物学家，在植物分类学上创立了“双名命名法”，即“二名法”。主要著作有《自然系统》、《植物种志》等。恩格斯曾将林奈与牛顿并称：“一些伟大的成就，在以牛顿和林奈为标志的这一时期末，我们看到这些科学部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马恩全集》20卷），林奈很希望了解中国所产的茶。 据记载“‘卡玛号’的牧师克里斯托夫•塔恩斯托姆（Christopher Tärnström）在启程前，得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博物学家林奈的指示…，要求…塔恩斯托姆特别的任务还包括‘获取一罐茶叶，或至少是它的种子’，带回‘未用过的制陶之泥土’”。《瑞典“哥德堡号”再度扬帆》   彼得•奥斯贝克也曾说到一件关于携带茶树的趣事，他说：“每个人都欢呼雀跃，我在船上种了一株茶树，把它放在盆里精心培育，但它在大炮开火时掉到了甲板上，并且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扔下了船。我想带一棵正在生长着的茶树给我们人的希望落空了，…有人带回从中国人那里弄来的茶树种子…在路上也会坏掉”。彼得•奥斯贝克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在一条注释中记载：在后来，“1763年10月3日，查尔斯•古斯塔夫•爱克堡船长带回一棵上好的茶树给林奈博士，据我们所知，这是欧洲唯一的一棵茶树”。（后证实是株茶花，“又希望落空了”——笔者注）。 林奈对中国茶及茶文化也是喜爱的，《瑞典“哥德堡号”再度扬帆》就说：“在乌普萨拉的林奈博物馆内，可以看到有林奈设计、以其名字命名的植物“林奈”为装饰的茶具系列。林奈还在他的植物园内种上了瑞典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带回来的茶叶种子和茶树。但他的瑞典茶叶梦始终没有实现，因为茶树难以在瑞典的气候中生长”。

        应该指出的是，为筹办货物，船员需在广州逗留数月，有时为等待季风，甚至驻留一年以上自然就对中国社会民风，传统文化，多有见识。这样，来华的瑞典商船除运回大量茶叶等物品外，也把中国文化介绍到了瑞典。奥氏在《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自序中就说：“我十分注意当地居民的外在表征，例如他们的服饰、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贸易等等”。

        关于中国文化，奥氏说：“汉字共有8万字”，认识到“汉字的构成同样也值得注意”，感叹“外国人学会汉语要难得多”。记载了中国的文房四宝，如“澳门纸”、“墨汁”、“毛笔”及“手掌大小，边沿高起的石块”（即砚——笔者注），“符号化的思维与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卡西尔语）因此，奥氏对汉字（符号）、文房四宝（书写符号的工具）的关注，具有重要的意义。又说“印刷纸像鸡蛋膜一样薄，…和茶叶一同进口到欧洲的所谓高档纸（在中国）非常普通”。也提到“药草”、“年历”、“算盘”等。 称许“在这里能买到关于各科知识的书，…所有的都是木版印刷的”。更赞扬“由于历史悠久，他们有关天地和历史的知识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医学和博物学都建立在长期的经验上，他们农业水平的完善让人羡慕。” 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道、释、儒都有很好的认识。关于孔子，他说：“他的著作受到很高的尊敬，由于他品德高尚，值得那些希望趋善避恶的人阅读。” 又说：“儒教的思想家努力使人们相信，这个世界所有的生物和政府都是由物质产生的”，“道德信条被视为经典，法律和行为准则，被认为是最好的生命箴言”。

        二百多年前，由于中国瑞典有这样多贸易往来，频繁交往，才使得在商业活动的同时，也有了两国密切的文化交流。老“哥德堡号”等35艘瑞典茶船，把大量的优质茶叶运往他们国家，更把优秀的中国文化带给了瑞典。促进了瑞典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以及对中华文明的认识。真乃“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秦观句） 
在近代历史上，瑞典更出现了一些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知名学者和汉学家。其中斯文赫定、安特生、高本汉与马悦然尤为突出。 

        斯文赫定（1865—1952）  瑞典地理学家与探险家。 在中国西部多次考察， 最后一次（1927—1935）与中国学者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徐旭生与斯文赫定分任中国瑞典团长，著有《亚洲腹地旅行记》等。

        安特生（1874—1960） 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曾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1924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后回国任瑞典远东古器物博物馆馆长。安氏曾最早调查周口店化石地点，发现仰韶文化，著有《中华远古文化》等。
高本汉（1889—1978）  瑞典汉学家。也曾任远东古器物博物馆馆长。曾来华考察，翻译注释有《尚书》、《诗经》等，著有《中国音韵学研究》，此书曾由赵元任等译成中文。

        马悦然（1924—）曾任瑞典驻华文化参赞，高本汉的学生。1948年来华考查。翻译有《毛泽东诗词》、《水浒》等。1985年任瑞典文学院院士，现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  

        这里还应提及著名的远东古器物博物馆，它是以收藏、陈列中国古代文物而著称于世。 该馆在介绍中国及东方文化上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国外汉学史》就说：“瑞典之所以出现那么多汉学家，与远东博物馆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前些年七十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齐聚巴黎，群憔世运，讨论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前途与命运。“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陆游句） 盛传曾得共识：“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就要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惜因会议不公布“决议“，无法证实。 近经查究，至少瑞典科学家阿尔文（亦为与会者）确曾有此灼见（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报导）。

        阿尔文（1908-1995） 瑞典磁流体力学 、天体物理学家， 1970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著有《宇宙电动力学》等 ，曾发现磁流体力学波，称“阿尔文波”。 最先提出磁耦合机制并用来解释太阳系角动量特殊分布问题（著名的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于此解释困难）。为强调电磁作用的太阳系起源学说。阿尔文热爱中国文化，七十年代曾两度来华访问。

        正因为在瑞典，有如此长久深厚的中国文化传播与影响，有众多高水准汉学家与汉学研究机构的学术环境，加之阿尔文本人的中国文化学养，使他在思考人类社会前途与命运时，作出了“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一卓荦论断。“十七史从何处说，一家言已等身高。”（赵翼句）

        仿古茶船“哥德堡号”复航，联想起历史上中国瑞典茶叶航海贸易友好往来，及在瑞典由此引起对中国优秀文化的热爱、崇敬与倡行。使我们感到，今后更应加强中华传统文化与茶文化的研究与弘扬，为中华茶走向世界， 为茶文化播向全球，为构建和谐世界  做出更大的贡献。